一切都是如此的绿环保、淳朴和谐、宁静安详。宛如绿和平组织那些环保主义者想象之中的天堂。

班纳特一家之中，班纳特先生每年有两千英镑的地租收，即代表他起码拥有两千英亩的地产。他太太的嫁妆是五千英镑，存在银行里每年的利息百分之四计算，

可惜如果你真的走他们的家门，用神探福尔斯的观察力仔细搜集讯息，你就会发现很多掩藏在日常生活表面之下的苦恼：比如说，虽然这人家已经是年收超过五十英镑的富农，但正在读经的父亲，仍会因为柴火冒的烟而使劲咳嗽个没完。如果继续这么咳嗽下去，他早晚会患上支气炎，最多四五十岁就没了命，而这在当时的英格兰属于常态。换成城市居民的平均寿命，更是只有三十岁多一儿。

当然，上面那是劳动人民的生活，而作为乡绅之家的小，班纳特五妹原本是不会过这日的。

接下来，摇篮里的宝宝哭个不停，很可能是因为他得了天或者其它什么无法治疗的婴儿常见病，隔不了多久就会死掉——这个年代的婴儿夭折率得惊人，班纳特五妹个个都能长大成人，实属上帝保佑。

他们的家距离首都敦只有二十五英里，但全家人只有父亲乘坐公共车去过一次敦城，而且来回的旅费开销掉了他一个月的收。其他人从来没有离家超过十英里。全家每个人都有足够御寒的亚麻衬衫和羊外，但都在的天气里长满了虱。家里也没有床，而是用铺在地上的草垫来代替。

当时的英国乡绅大分是地主，但因为大不列颠岛并不是很适合农业发展，国内的沃土地有限，所以另一些后来发家的乡绅买不到合适的土地，于是就把祖产换成现金存放在银行里吃利息，或者是一些比较可靠的债券、基金、票之类，依靠每年的盈利和分红来过日。在十八世纪末，英格兰国内每一英亩土地平均每年大约获益一英镑，而银行、票、基金、债券等的利率大致都在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而更利率的票和债券则通常属于风险投资，很可能会赔个光，格谨慎的人都不敢轻易把家押上去。

这就是十八世纪末不列颠乡村劳动人民家的一般生活条件，足以令一切现代人望而生畏。

还没断的年幼小弟在摇篮里发响亮的啼哭。大儿从陶罐里舀，倒餐桌上每个人的杯里。屋外面没有汽车发的噪声，更没有吵得人耳鸣的行歌曲或地狱摇。刚刚从母上挤来的里，也绝对找不到任何二恶英或者其它工业添加剂的痕迹。

然后，那位母亲一边饭一边抚摸着肚，承受着胃痛的折磨。但就算她舍得钱去看病，在十八世纪末的英国，医生能够给她开的唯一有效药方，恐怕也只有鸦片膏…桌上的炖吃起来没滋没味，很难嚼得动，但除了和土豆，桌上就没有别的菜肴了，因为这个季节没有果和新鲜蔬菜。

在十八世纪末的英格兰，所谓的乡绅，一般是指那些只靠祖传的产业盈利就能生活得很好，从来不工作的人。他们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牧师、官员或政客，而是彻底的剥削阶级。他们每天什么工作都不，甚至把工作视为耻辱，只是在每年四次的结账日之前，把自己的账单结算一下就可以了，平时就是喝茶、舞、社、吃饭、喝酒、读书、赌博…堪称是不折不扣的社会寄生虫。

在白天还好，到了夜晚，因为蜡烛太贵，绝大多数节俭的劳动人民只能靠着炉火看东西，结果因为光线不好，没看几本书就伤了睛——别以为在篝火旁边读书是什么很浪漫的事！他们全家人没有一个看过歌剧、画过油画，或者听过一场完整的钢琴演奏，母亲脆就是文盲。这个家里的父亲和大儿之所以还能识字，是因为去最便宜的教会学校上过几年课，但除了会读圣经之外，连基本的乘除法似乎都没有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