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他行了好长一段路程，然后来到北京。几个星期之内，他便开始读《新青年》杂志里李大钊的文章和谈话，从此一扎了克思主义。由于没有中译本，他到1919年才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但是他已经全神贯注于俄国革命了。正如他后来说的：有三本书铭刻在我心里，建立了我对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卡尔·考茨基（列宁的死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缔造者）的一著作，书名他已记不清；以及一位名叫托斯·柯卡奇制滥造的作品《社会主义史》。他对克思知之不多，但认为这是他信仰的东西。他同60年代一些激的国青年不无相似之。这些国青年连泽东的书一行都没有读过，却自称为“的主义者”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

国再走俄国革命的路，未必行得通。直到后来，他的“农村包围城市”、“枪杆里面政权”等一理论，都是他在了解中国现有国情的基础上提来的，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泽东始终在试图找到适合中国革命的方法。

知误会，前番书语。

挥手从兹去！

下有狐兔，奔走亦纵横。

也就是从这时，泽东和杨开慧的情便开始产生了裂痕。从那以后，他们经常吵架，那时，岸英刚生不久，泽东要门远行，杨开慧不想让泽东走，但又不直说，却让泽东带上孩一起走。泽东到恼火和好笑。最后泽东还是愤然走，也就是那次走，他写下了那首不知何滋味的《贺新郎》：

角眉梢都似恨，泪零还住。

泽东开始自称为克思主义者，但这不能说明他的哲学思想，他倒相信门罗主义，他也没有摒弃乔治·华盛顿的楷模形象，依旧相信国及其革命的步质。他同许多中国青年一样，受到无政府主义和克鲁泡特的烈引。

湘江使泽东想起了许多的往事，湘江使他长大使他成熟。就是他和杨开慧的情，也是湘江育的。虽然他们的相是在北京，那时泽东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也是从那时起，他才开始投到革命活动工作的。因为志同合，他们相并最后走到一起。后来又一起离开北京，回到了长沙。但他和杨开慧的结合，并不总都是幸福的。杨开慧和所有多情的女一样，过分地依恋了泽东。泽东对这过分的依恋很恼火，甚至厌烦，他想成其为事业，这儿女情长无疑影响了他在事业上的取。泽东又不好直接说这心情，便写了一首诗赠给杨开慧：

泽东一直微笑着，他伸过手接过了那碗，此时他并不渴，但还是喝了几，把碗还给老兵之后：这真甜咧。

在征途上，这些天有很多下层的红军指战员认了他。那一次，他正坐在一个山坡上休息，山脚下是一条清泉，不停地汩汩过。大约有一个连的战士也坐在不远的一片树林里休息，有几个战士用铁碗在山脚下喝，路过主席休息的那棵树下，认了他。有一个老兵低声惊叫了一声：主席！还有几个新战士显然早就知主席这个人，可惜没有见到过，听那个老兵这么一叫，也惊奇地朝这面看。

站在远那几个新兵，见到他这样便也大胆地凑过来，一起围在了泽东的边。

索尔兹伯里在写到泽东这一段时曾说：

过滔滔云共雾。

算人间知己吾与汝。

泽东冲前方挥了挥手：我们要走到敌人后面去，让敌人找不到我们。

那个老兵因激动变得哽咽了，他颤声地问：主席我们这是往哪里走哇？

1930年11月24日“长沙事件”革命烈士惨遭杀害。这件事曾轰动了全国。杨开慧被杀，与泽东率领队伍两次攻打长沙有关。泽东当然明白杨开慧是为谁而牺牲的。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泽东虽然离开了杨开慧，可他又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她。这情使他的内心不无尽的滋味。就是到了井冈山和贺珍结合，贺珍年轻漂亮，在生活上对他的悉心照料，也不能使泽东忘记杨开慧。那是他的初恋，有着他更多更的记忆。后来他才明白，杨开慧就是杨开慧，贺珍就是贺珍。到了后来，他把贺珍送到苏联治病，也不能不说和他的这复杂心境有关。

那个老兵走过来，手里捧着一碗泉，到了近前激动地说：主席，喝吧。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又有一个新兵大着胆问：主席，听说您不再指挥我们打仗

更堪那凄然相向，苦情重诉。

这首诗让杨开慧误解了，她的自尊心受到了烈的伤害。

泽东在即将到达湘江东岸的时候，想到了杨开慧，想到了这次征途。

那个老兵这么叫了一声之后，泽东微笑着冲那个老兵招了招手，离开红军岗位之后，他还是第一次这么近地面对这些红军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