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上述演讲后十三天，又对军官训练团第三期研究班讲《国军将领的耻辱和自反》，又谈到孟良崮之役：

至于何以要先召集研究班，而不与第三期同时召训呢？这是因为我鉴于鲁中、豫北各战场最近的表现，认为我们前方将领，对于剿匪军事和政治的意义，还没有彻底认识，不能确立必胜的信念，同时我们多数将领神疏懈、德低落，也属无容讳言。大家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自带领的一的利害，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局的成败，几乎是漠不相关，以致我们革命军同生死、共患难的传统神，和我们军人智、信、仁、勇、严必备的武德，完全丧失。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弛、神如此低落，要与凶顽狡猾的匪军作战，绝无幸免于消灭的理。此次孟良崮第七十四师的失败，并且牺牲了忠实英勇的张灵甫师长等四五人之多，固然当时七十四师的署不能说没有缺，而友军不能及时赴援，也是一个最大的原因。

蒋介石在山东的重攻，损兵折将，虽于六七月间再度发动胶东攻势，仍无多展，没有警觉到“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把他式装备的锐师打得大败亏输，意味着什么？反而于六月二十五日命等法院下达通缉令，通缉泽东，以自壮声势，有儿像夜行哨。蒋介石重攻失败之余，被压缩于铁路据与大城市，而泽东则由内线转外线，尤其是刘伯承与邓小平的大军乘机千里跃大别山。大别山位于河南、安徽、湖北三省之间，直接威胁到南京与武汉。一九四七年七八月间，泽东已逐步易守为攻，展现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态势。蒋介石于同年七月五日发布“剿共戡令”更加显得厉内荏。事实上，一九四七年的后半年，泽东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至此不是国民党“剿共”已是共产党“剿国”了。蒋介石归罪于“友军不能及时赴援”等战术上的错失，浑然不知在战略已犯了本的错误，他竟像《浒传》里的洪教，气势汹汹地要打林冲，结果被退让的林冲看破绽，一脚踢翻。泽东于一九三六年十二

蒋介石这里说孟良崮之役是“友军不能及时赴援”才打了败仗，又把惨败的原因过于简单化了。他不愿也不能认识到，这一仗乃是共军少壮将领粟裕在泽东、陈毅信任之下，挥洒自如的杰表现，也是粟裕的成名之仗。他统领九个纵队以坦埠为中心，面对蒋介石手下大将顾祝同的五个整编师和一个军的排山倒海之势，毫不畏惧，断然迎战，且以猛虎掏心的招式，直攻最锐的七十四师，敌不意，赢得奇袭的效果，并诱引七十四师预设的“铁栅”然后两翼向前伸张，渐成合围之势。为了分隔七十四师与友军的呼应，粟裕又用两个纵队纵猛，抢占制，分别割裂七十四师与二十五师以及八十三师的结合，在此展现虎将的勇猛，勇能克险，达到切断敌军的彩任务。等到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发现有被关“铁栅”的危险时，准备收缩南撤，但粟裕早已在敌人背后的铜西南地区预置了一个纵队，于一日之内，先行占领七十四师退向的垛庄，堵住敌军后退之路，七十四师遂被上孟良崮。可谓手下棋，棋先一着，敌不意。当械七十四师被上山，重武皆弃置于山下，顿时剥夺了蒋军火炮上的优势。蒋介石说：“友军不能及时赴援”应指不可能赴援，因粟裕只用五个纵队围攻，另外布置四个纵队阻援，防止了蒋军里应外合，反败为胜。粟军阻援又展现了顽的毅力。顾祝同的六十五师、十一军、第七军、四十八师均被有效钳住，不能赴援。另外国民党八十三、二十五两师虽近包围圈、虽孟良崮在望，但是绝对无法超越阻援的防线。七十四师既被完全孤立，包围圈逐渐缩小，突围无路，最后粮尽弹绝，粟裕下令总攻，集中炮火猛轰，当日下午七十四师官兵全投降。这四天（五月十三日至十六日）的恶战，充分证实了粟裕作为一个将才的胆识，勇而有谋，迭著先机。蒋介石看不到这些，竟说是被乌合之众所败（语见蒋介石《为追念张灵甫师长剿匪咸仁通告国军官兵》）。大肆宣传张灵甫的自杀殉国、开追悼大会等等。其实败军之将，何当此荣？据张师长随从参谋杨占被俘后说，张灵甫打电报给蒋，说是集自杀，其实是被击毙的。（见辛陵《泽东全传》中册，页九十九）

的疏忽”被若俘虏来的杂役兵搞了鬼，以至于惨败，本是自欺欺人，没有常识的话，绝不可信。与孟良崮之役的陈左弧在给李敖的信中指，蒋介石这一段话多与事实不合。第七十四师在淮作战不是七月夏天，而是秋凉季节，陈氏记得“张灵甫带着幕僚们骑着上前线督战时，他上穿着青的秋大衣”陈氏也记得七十四师自南京北上参战后，一直到全军覆灭，张灵甫既未离开队，蒋亦未来视察，所谓“当面警告”实系虚。陈氏怀疑“蒋先生说了谎话，以炫示他的瞻远瞩，察察为明”关于俘虏，当时国民党并无统一规定，故任由队理。至于蒋“听说”孟良崮战役中“有杂役兵（意指收用的俘虏）乘机鼓噪、裹胁官长的事情发生”陈在军中全无所闻，他所见到的俘虏兵都是“照常战斗”并未发生意外。他怀疑是“汤恩伯等级指挥官以及七十四师所属少数几个侥幸兔脱没有被俘的团长们所造来的鬼话”意在推卸自己指挥无方、作战不力的罪责。（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三集》，页二八二至二八六）这造除了有自欺欺人的效果外，完全汲取不到惨败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