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么，我们谈起了情。小秀儿在她固有的一切之外，又添了开放的思想和烈的情。我以为那是我的功劳，她也承认。那时的小秀儿啊，笑声和歌声是她的影。我们朝夕相，读书，发议论，品评现时，回忆过去，憧憬未来…天，万都在更新、生长、创造。

一天，车站的钟声响过十下，我对她说：“小秀儿，我想听听你对情的看法。”

二十几岁的年华，毕竟是人生最妙的季节，是天。它充满了活力、激情和向往。小秀儿尤其是这样，她的睛在闪光，她的激情在驰骋，她的青在迸发，虽然她又是那样的文静。那时，我们便又谈起了人生、理想和幸福。人生是什么？是斗争；理想是什么？是革命；革命呢？是无私地为人民服务；幸福呢？便是这一切的总和，我们为共同的结论而兴奋，直到远车站的钟声响过十下。“大海哥，你先睡会儿吧，妈要我替你，你都熬瘦了。”

“不，婶婶，我不信您和伯伯会是黑帮，我妈也不信。”我想象，小秀儿那时一定又是焦急的神情。

真的，那毕竟是人生最妙的季节，是天。当风醒了希望和理想，情便也象解冻的溪，潺潺而了。二十几岁是逃不脱情的。可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中国人，说起结婚多是那么坦然，而一听到“情”这个字，都是轻则脸红心，重则斜目横眉，甚至嗤之以鼻。小秀儿便是个轻的，那时的我么，自命是一个例外。

小秀儿的眉间现轻松的笑容。

小秀儿不由分说，在走廊里找好一条长椅，把我拉去，下，把大衣盖在我上…

第二天她来得特别早。我吃着她亲手的饭菜时“情”这个字第一次从她嘴里说，尽仍带几分羞涩。她说她为克思和燕妮的情所动。燕妮家有钱有势，好些纨绔弟追求她，而她却选择了贫穷而又名禄全无的克思。

她同意，还特别翻书上的一句话给我看。她不会拿他去换任何一位爵爷。

“什么？”

我悄悄地走病房，轻轻地推开病室的门，一就看见了妈妈那张憔悴的脸，但憔悴的脸上却挂着久已不见了的笑容。

我看见妈妈在泪。

我说：“记得。”

小秀儿慌得站起来：“婶婶，您别难过，事情总是会清楚的。”小秀儿天天都来，给我们带来可的饭菜，更给我们带来了安和温。妈妈的病渐渐好转了，脸也红了许多。…

“可伯伯还说，”她急忙又往下念“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认识那些矛盾，掌握矛盾的规律，驾驭人类的命运。这你还记得么？”

“我今晚要早回去…”她站起来。

“我知，当时我也在。”我说。

直到我把饭菜吃光，她才又说：“有一回伯伯跟我说起了命运——他知我妈总把‘命啊命’的挂在嘴边上——伯伯说，”说到这里她仰起，望着天板，象背一条理公式似的继续说：“命运绝非造主的安排，因为那样的造主是没有的。可是人们的脑中却又为什么产生了命运的概念呢？…却又为什么产生…噢，我的本上记着呢，”她说着从书包里掏个日记本，翻开，认真地念下去：“那是因为客观世界里总有一些我们尚未认识的矛盾，而它们却又不依我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有时会影响我们，甚至伤害我们。这就是被人神化了的命运的本来面目。”

久久地望着我。

“是共同的理想把他们联在了一起，理想指引着情，情又增添了他们为理想而奋斗的力量。”我总结。

那夜，我了一个梦，梦见小秀儿地抱着那个洋娃娃，睁大睛问我：“我当娃娃的妈，你当娃娃的爹，行吗？”还没等我回答，就听得“啪！啪！”几声响，小秀儿哭了，一边哭一边叠着手里的几块破布。

我总不能忘记，我们一起读了鲁迅的《伤逝》。我们为涓生

“这个你拿去，”我掏一本书。

“什么？”她睁大的双和小时候一样。

小秀儿背对着我坐着。看不见她的表情，只听见她说：“…不怕，婶婶，我不怕，妈妈也不怕。”

“可他们说我是‘黑帮’。”妈妈说。

“…噢不…我…”她惊惶地环顾四周，然后羞红了脸，用指抠长椅的边缘。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那健康、朴素的。

“《克思的青年时代》，你看吧，无产阶级也需要情。”我当时很觉得自己是个男汉，是个指导者，甚至为此飘飘然了。

“情，你对情怎么看？”

“小秀儿！”我喊了一声，惊醒了。